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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我的学生现在都高中毕业了，还没有能力阅读一篇25页的文章。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美国凯斯西储大学人文学科教授萨尔马对《》这样说。在美国一些四年制大学，不少教授抱怨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不足。据《》报道，长期以来，许多共和党政客都认为美国的公立学校辜负了学生和国家的期望。同时，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，一些人和无党派观察人士也对美国的教育状况感到担忧。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伊曼纽尔在《》上发文称，美国没有充分关注真正的危机，即美国孩子未能达到阅读、写作和算术的基本水平。

　　不过，《》专栏作家贝肯表示，美国并未遭遇教育危机，一些悲观论调过于极端。他发文称，按照国际标准，美国学生的学业属于正常水平。在经合组织2022年进行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（PISA）中，美国学生的得分与澳大利亚、法国、德国、英国等国学生不相上下。在2018年的PISA和其他国际测试中，美国学生的得分也与其他西方国家持平。最近NAEP报告结果虽然令人失望，但从长期来看，美国学生的成绩处于上升趋势。贝肯表示，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，美国9岁和13岁的学生长期参加NAEP考试。2022年，9岁学生的数学平均分为234分，而上世纪70年代初，这一成绩为219分。从族裔来看，美国非裔学生的平均数学成绩从192分上升到212分，拉美裔学生从203分增加到223分，白人学生从224分增加到244分。此外，他们的阅读成绩也有所提高。

　　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，美国基础教育水平的滑坡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已经开始。根据这些媒体的报道，在过去三四十年里，美国基础教育质量的急转直下出现在2013年。《》等媒体报道称，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3年，美国基础教育水平不断提升。1990年，48%的美国八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低于基本水平，但到2013年，这一比例降至26%。同一时期，美国最弱势学生的分数提升得最多，例如非裔学生数学成绩低于基本水平的比例从78%下降到48%。然而，2013年以后，美国学生的成绩一直在下降。成绩最好的学生分数只是停滞不前，而来自弱势家庭学生的分数不断降低。这导致他们之间成绩的鸿沟越拉越大，拥有的机会也变得越来越不平等。

　　问责制的取消被认为是美国小学以及中学生成绩下降的罪魁祸首。据美媒分析，2002年，小布什政府通过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》，在阅读和数学方面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年度标准化测试项目。奥巴马政府时期，美国各州被敦促采用“州共同核心课程标准”，旨在明确各年级学生应掌握的知识与技能。在该标准发布后，学校被要求布置更多难度较大的作业。上述法案和标准都旨在让学校和教师对学生学业水平负责。这一时期，学校可以被贴上“失败”的标签，评分低的教师甚至可能失去终身教职。在一段时间内，这种方法奏效了，很多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提高了，尤其是表现最差的学生。

　　然而，将对学校、教师的奖惩与学生成绩挂钩，导致很多学校课程设置都以备考为中心，学生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探索时间被压缩，这在美国和中都引发了强烈的反对。人中的进步派从一开始就不喜欢问责制，一些家长也拒绝对学生进行标准化考试。与此同时，共和党人反对美国联邦政府过多干涉地方教育，而家长对联邦政府颁布的地方教育强制令有着强烈的情绪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奥巴马2015年签署了《每个学生成功法案》，放松了教育议程。该法案生效后，大多数州淡化了问责制。“美国教育作家戴利所说的‘教育萧条’（从这时）已经开始。”《》这样写道。

　　《每个学生成功法案》颁布之后，共和党人就开始推动注重父母权利的教育自由市场愿景。在这个愿景中，地方政府尽可能多地将税收用于帮助父母支付私立学校学费、家庭教育支出以及线上教育。同一时期，人先是支持建立更多的公立特许学校。到了拜登政府时期，人又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教师工资和改善学校硬件设施上。《环球时报》驻美国特约记者观察发现，两党关于该国基础教育的争论本质上是在“谁来为孩子的未来负责”这一问题上的分歧：共和党支持教育市场化，而看重教育的公共性与普惠性；共和党强调家长的选择权，则认为应该实现系统性公平。

　　“首先，这是社会不平等在教育领域的体现。美国基础教育主要依靠地方地产税筹资，造成富裕社区与贫困社区之间存在巨大的资源差距。城市与乡村、白人社区与少数族裔社区学校的师资、课程与设施差距显著，这种‘居住隔离—教育不平等—社会再生产’的链条，使教育失去了公平与流动性。其次，这反映了美国教育理念的碎片化与政治化。美国教育长期被‘地方自治’主导，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，各州、各学区的教育内容差异极大。近年来，‘文化战争’使教育成为意识形态战场——围绕性别、种族等议题的斗争让学校工作重点从教学转向政治表态。教师因此面临政治压力与课程干预，教学质量下降，专业吸引力减弱。”王聪悦说。

　　王聪悦表示，美国确实存在教育结构的二元分化现象：一方面，基础教育水平相对平庸；另一方面，大学和科研体系长期引领世界。“这一矛盾并非偶然，而是美国教育制度与社会结构互动的结果。”王聪悦称，美国基础教育更多承担的是“社会管理与文化认同”的功能，目标是培养合格公民，但会在高中至大学阶段通过标准化测试等手段筛选出顶尖人才。这种漏斗式结构意味着，基础教育的平均质量不影响高端人才的“再生产”。同时，高等教育的运行逻辑仍保持由市场驱动，直接与科技创新、国家竞争力和资本积累挂钩，和基础教育基本割裂。更重要的是，美国的教育优势部分来自国际人才的流入，而非本土基础教育的充分供给。这种“低基础—高顶端”的教育结构，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的阶层分化逻辑：精英体系仍能继续繁荣，但公共教育的衰落正在削弱社会整体的公平与凝聚力。